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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的基本定位与法治化问题

2019-11-18 18:19:08 来源:天陈资讯

作者:吴红旗,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以法治为基本特征的法治社会中,证据有三层含义:第一,证据是建立社会共识和提供行为合法性的重要基础。第二,证据具有将实体法中确立的权利和义务锚定在社会现实世界中的社会效果。第三,证据作为确定案件事实的基础,是解决社会纠纷的隐含前提。然而,证据问题仍然更多地局限于诉讼领域,证据作为社会合法性的提供者和实体法实施的前提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即使在诉讼领域,对证据的重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我国证据法的法律规范尚未形成相对合理的法律体系,需要完善。

在现代法律研究中,证据问题往往被视为诉讼中的一个非常技术性的问题,很少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相联系。事实上,证据的功能不仅局限于诉讼过程,无论是社会纠纷的解决还是公共政策的制定都离不开证据的功能。然而,这种话语地位的形成和证据的功能并不是自然赋予的,证据往往在不同的社会中处于不同的情境中。这种情况的差异与证据在不同国家和社会的认知过程中发挥的基本作用密切相关。在这里,着重考虑证据在当代法治社会中的基本地位及其背后的形成条件。此外,对我国社会变迁中证据角色的变化和可能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初步探讨。

法治社会中证据的三重意义

在以法治为基本特征的法治社会中,证据有三层含义。第一个意义:证据是建立社会共识和为行动提供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在理性主义认识论中,每个理性的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推理获得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当传统权威作为信念的合法来源趋于瓦解时,作为理性主义认识论基础的证据有能力证明这一点。社会中的价值冲突越严重,就越需要以证据为基础的实况调查活动来承担在解决争端过程中提供合法性的基本职能。第二个意义:证据和基于证据的事实认定是适用实体法的先决条件。证据具有将实体法中确立的权利和义务锚定在社会现实世界中的社会效果。在法律体系中,实体法以权利和义务的形式规定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划分,但实体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实现必须以具体案件确立的案件事实为基础。具体案件中的证据通过其本身的相关性和实质性与实体法规定的法律构成要求相联系,从而将纸面上确立的权利和义务固定在现实世界中,并防止其成为空洞的法律承诺。第三个意义:证据作为确定案件事实的基础,是解决社会纠纷的隐含前提。在现代理性判断方法中,证据是基础,基于证据的推理是获得案件事实认定结果的核心途径。在法治相对发达的当代国家,其程序法或证据法中明确确立了判断证据的原则或类似原则,将证据作为判断案件的最重要依据。上述三种含义从提供行动合法性、实施实体法和确定案件事实三个方面概述了证据对当代社会和国家治理的意义。这三个层次分别对应于整个社会的三个层次,即法律制度和法律程序。它们彼此密切相关,共同为证据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社会空间。

中国社会治理体系中的证据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证据在社会纠纷的解决和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1)改革开放以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逐渐陌生化和传统关系的逐渐瓦解对我国社会的认知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社会的逐渐疏远和传统联系纽带的瓦解,传统社会中基于熟人的人格信任逐渐瓦解,制度信任逐渐成为人们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新的行为方式。从人格信任到制度信任,这种变化对社会认知结构的直接影响是社会认知媒体的外化。证据作为内心信念外化的载体,变得尤为重要,社会公众逐渐养成了收集和使用证据进行保管的习惯。(2)从社会治理模式的角度来看,随着信息的畅通和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政府组织作为传统治理主体的公信力不断受到挑战。社会治理主体由单一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社会治理方式由刚性向柔性转变。这些变化使得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更加注重推理,更需要保留整个过程的记录。(3)专业取证专业团体的兴起为公众收集和提取证据提供了重要途径。到目前为止,我国有43万名律师。此外,还有大量法律服务人员,他们的主要业务是获取证据。这些专业取证专业群体的存在相应地扩大了公众的取证能力。(4)从证据供给的角度来看,随着数据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智能手机的普及、电子监控和网络的兴起等。,都使人类行为的痕迹更及时地作为证据保存下来。更多的科学技术应用于司法调查,许多过去无法呈现的痕迹可以通过法院科学技术呈现出来。这些新技术的使用将使越来越多的证据被用来证明人类行为,而且种类将会越来越丰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证据在中国的司法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和恢复重建以来,我国司法机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平反错误。除了纠正错误之外,改革开放初期的另一件大事是审判林彪、“四人帮”。无论是平反冤案、假案,还是文革期间的“两案”审判,都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以证据为基础的司法活动标准,增强了公众对证据重要性的认识。同时,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第4条、第31条至第37条规定了作为案件判决依据的证据要求,禁止非法取证、证据调查和证人证言等。,为我国刑事证据法奠定了初步模式。

从2010年开始,中国对刑事证据制度进行了深刻改革,颁布了一系列证据标准,促进了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和严密。判断证据的原则不再停留在抽象的规定层面,而是在一系列详细的证据规则中得到明确的实施。完善了证据审查的规则和要求,为证据审查设定了基本门槛,并根据不同类型的证据设定了不同的审查标准。除国家立法或相关规定外,许多地方也颁布了相关的证据规定,如浙江、辽宁、安徽、贵州等地专门针对刑事证据颁布了相关规定。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的社会治理和司法运行过程中,证据的基本取向表现出以下三个趋势:第一,证据在我国社会变革和刑事司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将证据和事实调查活动作为一种独特的特殊现象,对证据的获取、应用、评价等活动的研究也逐渐趋向于从粗放型向精细型发展。第三,证据规则和案件事实认定活动逐渐呈现良好趋势。随着诉讼制度的改革和刑事错案的暴露,规范证据认定和案件事实认定的证据规则日益增多。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更加重视寻找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话,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证据法的立法和研究逐渐将焦点转移到如何有效规范证据使用的基本问题上。

法律建设中证据问题面临的挑战

首先,证据问题仍然更多地局限于诉讼领域,作为整个社会合法性提供者的证据和作为实体法实施前提的证据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首先,在许多公共问题的辩论中,事实问题作为前提往往被人们忽视。在许多公共事件的讨论中,立场往往比事实更重要,立场比推理更重要,证据和事实往往被忽视。其次,证据法在调整社会公共政策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证据法不仅旨在寻求真理,而且保护各种社会追求的公共利益,这些基于政策的证据规则在我国基本上仍然缺失。第三,证据法的有效运作离不开提高公众的证据意识和积极参与相关的证据活动。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公众对举证、证人出庭作证、案件事实和证据的评估和判决等相关活动的参与仍然不足,参与的积极性有待提高。

其次,即使在诉讼领域,对证据的重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法律教育中,证据和事实问题在法律课程中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法学教育中缺乏证据法教育,使得法学院培养的学生缺乏“重视事实,重视证据”的基本态度。其次,在司法审判中,司法人员处理案件证据和事实问题的能力仍需进一步加强。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相当一部分司法人员难以在庭审中进行庭内认证,无法及时回应法院纠纷的焦点,习惯于预先阅卷的审判方式,缺乏处理直接言词的判断能力。最后,律师在证据审查、质证和评估方面的能力缺陷也成为制约证据合法化的重要瓶颈。

第三,证据法的法律规范尚未形成相对合理的法律体系。目前,我国关于证据的相关规定在规范数量上已经相当可观,但这些规范仍然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目前刑事证据规范的来源很多,如何根据实践需要有效梳理多种来源的证据法规范是我国未来需要完成的任务。其次,目前,刑事证据法具有多层次的规范,其中一些规范存在冲突,尚未形成有效的法律体系。从法律渊源来看,证据法规范的渊源不仅包括国家层面的程序法,还包括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有些省份不仅有国家标准,还有特殊的证据标准。从法律规制的范围来看,不仅有相对全面的刑事证据法规范,而且对某种类型的证据也有具体的规定。因此,如何超越个别证据规则的离散性,在未来将我国证据法整合为一部相对系统的证据法,将是我国证据法制化道路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刑事证据规范之间往往存在矛盾和冲突。刑事证据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则之间往往存在冲突。未来,要实现证据的法律治理,通过证据治理实现社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转型,就必须对证据法规范进行系统改革,使证据法和证据法发挥其潜在的社会治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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